美國中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斯·哈里森表示,伊朗戰後的外交政策可能既不會走向最糟糕的情形,也不會走向最樂觀的情形。鑑於意識形態需要讓位於經濟現實,伊朗不太可能退回到純粹的“堡壘式”孤立狀態——把海灣國家當作人質,並徹底放棄外交。與此同時,伊朗也不太可能通過放棄抵抗、轉向地區一體化,走一條類似越南的轉型道路。這種轉型如果最終能夠發生,也將是持續數十年的工程,而非數月甚至數年就能完成。
更可能出現的路徑,對華盛頓而言也更難應對:伊朗一邊與海灣阿拉伯鄰國開展外交,一邊始終保持“手指搭在扳機上”;一手提供貿易與穩定,另一手則握着導彈威脅以及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的籌碼。換言之,在伊朗看來,積極威懾敵人的同時解決停火後將面臨的經濟困境及由此引發的社會不滿,最可能的策略就是將威懾與外交結合起來。
這種策略可能奏效。2025年和2026年的戰爭不僅重創了伊斯蘭共和國,也令其鄰國感到不安。海灣阿拉伯國家一方面看到伊朗導彈升空,另一方面也看到華盛頓對其安全的承諾似乎沒有此前宣稱的那麼堅定。這種“雙重暴露”使海灣地區一些國家的首都開始私下思考:它們的長期安全究竟應該建立在對美國的永久依賴之上,還是應該與德黑蘭達成某種安排,將其作爲一種戰略上的風險對衝手段。
基於這些教訓,華盛頓面臨的任務並不是說服德黑蘭相信美國的目標不是政權更迭,而是要影響伊朗如何運用從這場戰爭中獲得的信心與憤怒。進一步強化遏制、向以色列和海灣阿拉伯國家提供武器以圍堵伊朗,這種本能可以理解。但這一做法也很可能像過去一樣適得其反,進一步印證德黑蘭最悲觀的判斷,並可能招致伊朗對海灣國家發動更多攻擊,使其安全受到威脅。更好的選擇,是爲伊朗自身可能願意嘗試的地區外交留出空間,並不以這些安排是否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來評判其成敗,而應關注它們是否能夠推動伊朗採取更加建設性的行爲。